其次，在签订国际公约或者国际协议后，应该尽快完成相应的国内法转化，树立起守信、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因此，笔者认为，国际规制主体也应该符合行政权力要素、独立名义要素、独立责任要素这样三个最基本的要件。并产生了大量的成果，其数量可谓汗牛充栋。

分散的国家管理体制的失败导致了这些制度的产生，包括那些国内实施的具有行政管理特征、作出行政监管决定和创制行政监管法律的领域。但是上诉机构裁决认为，美国当局执行其法律决定的方式是专断的或不公正的，因为美国没有向印度作出适当的通知以告知其将认定印度船只不符标准，以及没有给予印度申辩或反驳的机会，或提供一个可供质疑的合理书面决定。目前并没有对该问题进行较为全面和综合研究的著作，对其基本涵义、理论根基、现实原因、历史进程、表现形态等，更加缺乏深入的论证。作为一种客观的法律现象和发展趋势，我们能做的就是接受和应对。赵学清，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博导。

人民法院审理反补贴行政案件，可以参照有关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学界对行政法的判断，往往立足于行政法为国内法，实践中则基于行政法是作为管制与治理国内意义上的公共行政活动来理解的。对于已经纳入立法计划以及立法规划的项目，行政机关有义务按期完成，无正当理由未出台相关法律的构成行政立法不作为。

3．区分法律草案之拟定主体法律草案是否由行政机关拟定同样也是影响立法速度的重要因素。对类似的规定，应当理解为立法者有意将法律具体化的任务留给了行政机关，行政机关有义务完成此项任务。[38]然而，与具体行政行为相比，行政立法所要考量的因素更多，也更加复杂，要确立一个统一的时限是非常困难的。如，对于如何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国务院拥有广大的裁量空间，包括是否立法的决定裁量空间。

二是法律对行政机关的补充性授权。据此，国务院有义务制定相关的征税办法。

如，《安全生产法》[39]第10条第1款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按照保障安全生产的要求，依法及时制定有关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并根据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适时修订。四、结语立法义务、不作为状态及期限逾越，事实上是我们认定行政立法不作为的三个构成要件。三是事实的重大变迁导致法律丧失社会基础。修改或者废除现行法律的原因主要有三种：一是自始抵触上位法而违法。

5．区分行政立法所涉事物之性质立法所涉及的事务性质对立法速度同样具有重要影响。在满足此一前提要件的基础上，才能进入到对立法不作为状态是否存在的判断。法院对应予修改或者废除的法律进行司法审查时，无需进行时间方面的考量。法律以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而社会关系处于不断的变迁之中，因此法律需要不断的修改、废止以适应社会关系的变化。

然而，要实现《食品安全法》的立法目的，落实此项制度，国务院可以而且应当依职权主动制定相关条例。无论立法准备如何充分，只要法律逾期未被公布同样构成立法不作为。

《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第14条也作出了类似的规定。在同时满足三个要件时，才能最终认定行政立法不作为的成立。

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是否课予了行政机关立法的义务呢？换言之，由此类授权法规范能否导出行政机关的立法义务呢？对此，学术上存有不同的观点。当然，计划赶不上变化，无论是立法计划还是立法规划在执行中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调整。《规章制定程序条例》[35]对行政规章的立法计划也作了类似的规定。形势已经发生变化而行政机关怠于修改或者废除的还是立法不作为，……如此一来，行政立法作为之违法这一行政行为形态将不复存在。因此，应推定立法者课予行政机关制定法规命令的义务。当然，同样有协同的要求，但协同度也有区别。

因此，我们主张，对此种不作为之诉原则上应予否定。[19]在法国，因事实情况的重大变迁导致法律丧失存在根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不受时间限制地请求行政机关废除或者修改。

而准确识别行政立法不作为的最终目的正在于为成功化解行政立法不作为这一难题奠定基础。而针对不作为提起的给付或者确认之诉却是没有诉讼时效限制的。

如果认定此类行为系属行政立法不作为，那么，几乎所有与行政立法有关的违法行为都属于行政立法不作为。依职权行政行为的最高时限，参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57条、《技术监督行政案件办理程序的规定》第37条、《专利行政执法办法》第19条、第34条、《统计执法检查规定》第30条等。

相对而言，授权立法的时间裁量空间较为狭小。[4]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1996年3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3号发布。同样应当注意的是，仅从上述规定也不能导出行政机关的立法义务。时间过长不能督促行政机关尽速立法，时间过短则立法的质量无法得到保证。

民主参与是我国行政立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公共利益是行政法的核心概念，是行政法适用、解释和衡量的普遍原则。

有时，行政立法既需要同级机关的协同，又需要上下级机关之间的协同。立法计划和立法规划是行政机关机关编制的准备用以实施的关于立法工作的设想和部署，是立法的指南，具有准法性质{16}。

因此，行政机关在立法时间上的裁量空间是非常广阔的。立法程序结束的标志是法律的公布，在法律公布之前的所有与立法有关的行为，如，立项、起草、审查、决定等均属于立法准备行为或者阶段性行为。

行政机关拒绝该请求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在2个月内以拒绝行为为标的提起撤销之诉。但应当注意的是，从上述的法律规定不能必然导出行政机关的立法义务。有时，行政立法需要同级机关的协同。[7]但盛子龙教授持不同观点，他认为：由于立法者授权行政机关制定法规命令的态样繁多，而且立法者采取委任立法的原因不一，因此，是否可以不问各个授权规范与法规命令之间的功能关联，即一般性地提出一个推定规则，就此本文是存疑的。

当立法涉及直接的、尖锐的、激烈的利益冲突时，行政机关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均衡各方利益、协调各方意见。但是，在现代法治国家，任何权力，包括立法决定裁量权都不是绝对自由的权力，而是受到宪法和法律的核心价值、内在目的拘束和支配的权力。

其次，事务性质愈复杂，时间的要求愈宽松。[34]2001年11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21号公布。

然而，程序违法行为还包括作为程序的违法，即程序违法性作为。[16]其次，此类行为不宜从立法不作为的角度加以评价。